必赢亚州366net科学博物院,科学普及展览怎么样幸免同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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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展览如何避免同质化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随着社会发展与人们生活方式转变,大众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持续增加,科普场馆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建设。这既能反映科普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也是透露出大众对科学知识的追求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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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科普场馆的展览展示存在同质化现象。如何创新,如何让科技馆的展览更新跟上科技创新的步伐,这是当前国内科普场馆展览展示面临的最大挑战。结合国内外科普场馆发展的现状,笔者认为应对同质化的挑战,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从自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到科学中心,近代科学博物馆事业走过了二百多年的历程。科学博物馆类型的增加、名称的变更,反映了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需要,反映了科学博物馆内在的发展逻辑,也反映了科学技术与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交互运作模式。

首先,要重视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展示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比如英国纽卡斯尔市的生命科学中心,它和大学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有350
多名来自纽卡斯尔大学的研究人员长期为科学中心提供实质性咨询和教育服务,这些科研人员最新的研究可以及时地转化为科学中心的展览和教育活动。同时,科学中心也为科学家提供专业的科学传播培训,让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研究更有趣地向公众传播。这样的合作模式既丰富了场馆展示的内容和教育活动的形式,有效地避免千馆一面的尴尬,同时使得公众能够快速地了解最新的科学研究动态,保证了博物馆展示内容的前沿性和先进性。

作为知识传播的场所,科学博物馆经历了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的转变。从单向传播到双向传播体现的是博物馆把关注重心由“物”向“人”转移的理念,而这一理念转移的背景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格局发生了改变,科学界和工业界都要求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公众开始成为塑造科学形象的积极“行动者”。

其次,注重当地文化特色与展览的结合。阿姆斯特丹是世界闻名的性都,青少年的性教育也引起了政府重视,正是出于这一背景,该馆开发了Teenage常设展览,以生动有趣地形式向青少年介绍性行为常识,并融合了丰富的生物学知识,青少年可以通过各种互动展品、视频等进行学习。这一策展的思路也让我们开始思考,科学中心的视野不能仅局限在经典的科学知识、科学实验,将科学知识结合当地文化特色进行策展,也许是很好的思路。

1.科学博物馆溯源

第三,策展思路应该以小见大,辐射更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从国外大量的展览主题来看,他们通常以小见大地深入观照一些细微但有趣的题材,嗅觉灵敏地响应社会热点。例如:德国森根堡自然博物馆曾经展出的“70亿人展”,它从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教育、梦想、家庭、女性、爱情、健康、自然出发,以一个个生动的案例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居住的环境和居住在其他地方的人们,提醒人们与周围的各种生物和谐相处。这些广泛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展览主题被视为科普场馆回应社会文化议题、实践社会参与的有效途径。它不仅让公众感到科普场馆与社会相同的脉动,同时也使科普场馆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有了重大的拓展。

当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进一步凸显。科技创新与科技传播已成为支撑和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体两翼。科学知识传播在当代肩负使科学社会化,让普通人用其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提升生活质量;帮助公众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塑造创新文化,培养创新精神,获得创新灵感,以致成为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员交流互动、创新要素聚集的重要平台等重任。在这过程中,科学博物馆恰恰是科学与公众“相遇”的典型非正式场所,承担着重要的科学传播普及任务,以提高公民科学素质为重要目标。

第四,创新展览选题和形态,要敢于突破传统。从国外大量最新的展览来看,他们的“新”不仅表现在新颖的选题,也表现在富有实验性的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呈现出多元观点共存的局面,而非直接给出定论,展示手法也更为大胆、新颖。例如,在选题方面,一些观念性展览突破传统,以无形的概念为主题,如
“痛苦”“认同”“不可见”,这类展览对公众有极大的吸引力。还有一些展览的主题突破常规思维,例如,波士顿科学博物馆的“恶心的科学:不礼貌的人体科学”,该展览通过多种互动方式让人们去了解一些看起来不太礼貌的人为动作是如何产生的。又例如,在形态方面,一些展览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展示形态,而是在展览元素、展览地点等方面进行创新。

科学博物馆作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和“科普基础设施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予以高度重视;科学博物馆作为面向公众服务的社会公益性设施和公众近距离接触科学知识、科学的历史、科学发生的场景、过程、方法、装置等的最重要场地,是感受和参与创新活动的知识空间,在当代的作用和价值正转变和提升。

第五,注重基于展览资源的教育活动开发。展览配套的教育活动丰富程度可以说是展览常开常新的关键。展览不可能一直实时更新,但是教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灵活性却可以很好地弥补这一缺陷。近几年国内外的科技馆、博物馆都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提升教育的核心竞争力也成了博物馆行业关注的焦点。科普场馆应该以展品展项为核心,注重基于展品开发各类针对不同目标群体的教育资源,依托各类展示技术引导公众进行多维度科学探究。同时,也应该积极开发各类数字化学习资源、线上线下互动平台为公众提供动态开放的知识体系,这样才能留给公众以常开常新的印象。

一般来说,科学博物馆起始于博物馆的传统,是博物馆中的一类。随着国际博物馆协会、英国博物馆协会等机构对博物馆定义的内涵与外延的拓展,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自然保护区、科学中心和天文馆以及图书馆、档案馆常设展藏厅逐渐被纳入博物馆范畴。美国科技中心协会将水族馆、天文馆、动植物园、自然博物馆、儿童博物馆都纳入统计之列,出现了科学技术博物馆与科学中心的广义概念。

最后,研发高质量的教育衍生品也是避免科普场馆同质化的有效途径。从国内场馆总体情况来看,优质科普教育衍生产品严重匮乏,但是国外科普场馆的教育衍生品却很丰富,例如英国科学博物馆的科学商店里,他们的教育衍生品,不仅能做到按照类别来分,还能按照年龄层次来分,种类可谓丰富多样,制作也相当精良。科普场馆应该基于博物馆的特色资源,探索建立“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科普服务新模式,依托社会各方力量,尝试建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互利共赢的运作模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合作研发多样化的、特色鲜明、目标群体多样的科普教育衍生品,从而提升展览科普服务的科技含量、个性化程度、精准度,让公众能把展览带回家,把科学带回家。(作者单位:上海科技馆)

我国将科学博物馆统称为科普场馆,将之分为三大类,一类称为“科技馆”,包括以科技馆、科学中心、科学宫等命名的以展示教育为主,传播、普及科学的科普场馆;一类称为科学技术博物馆,包括科技类博物馆、天文馆、水族馆、标本馆及设有自然科学部的综合博物馆等;还有一类是青少年科技馆。这里我们在广义上使用科学博物馆这个词组,它包括历史上先后出现而后并存发展的三种科学场馆类型,即自然博物馆、科学工业博物馆和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报》 (2018-05-25 第3版 科普)

科技类博物馆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建造在宙斯山上的神庙,用来保存自然的或人工的珍宝和战利品以祭献神灵。而后而以大量私人收藏、博古架的形式兴起。17世纪之交,以前只为王公贵族和博学之士服务的收藏开始以博物馆的形式向公众开放。1683年牛津大学阿什莫尔博物馆的建立,标志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诞生。如果说“前博物馆”阶段自然或手工艺品的收藏主要目的是创造惊奇、引发思考;早期自然博物馆建立在文艺复兴之后对知识、真理、自由的追求和崇尚之上;那么科技工业博物馆的动力是伴随工业革命而来的世界博览会对人类智慧的颂扬,阐释机器的使用如何使人的力量得以延伸和加强,并为人类生活带来福音;而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以互动展品为主,注重科学交流与科学教育的科学中心则是随着科学的职业化、社会化及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双刃剑作用日益突出的深层次背景变化而出现。

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文化语境背景下构建的科技馆在以上各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体现出演化发展的过程,但又不是后者替代前者,转型过程中存在争议与磋商,往往在现实中几种科技馆类型并存,甚至同一个科技馆兼具不同类型科技馆的元素。

2.知识传播功能的强化

科学博物馆的知识传播功能不是一蹴而就,早期科学博物馆并没有建立真正的“公共领域”,其“公共”也是有一定身份地位限制,而真正的向公共开放得益于法国的主张自由、民主,宣扬理性、祛除愚昧,其自然博物馆成为理性解放的先驱。到了世博会发展而来的科学与工业博物馆阶段,博物馆空间组织形式不单单是围绕“物品”的,而是开始围绕“公众”进行,博物馆吸收世博会推销科学技术物品的模式,注重物品与观众的亲近性,允许公众近距离观看、触摸甚至把玩物品。到了科学中心模式开始出现之时,博物馆教育和休闲娱乐作为其重要职能出现。至此科学博物馆成为开放空间,公众的参与使得其社会空间的属性凸显。博物馆的设计重点逐渐从为了王室、贵族或学者的私人愉悦而组织封闭的展览空间转向作为公众教益工具的公共空间。

19世纪的科学以探索宇宙的奥秘,以追求“对任何思想主体、民族、时代或文化都完全相同的宇宙之理”为信念,确立了近代科学主义思想。这种世界观预设知识是客观的,真理是一种精确的表征,科学工业博物馆便建立在这样一种科学观的基础之上确立起“科技纪念馆”的庄严神圣面目,像是科技文化珍品可敬的保管人。公众参观科技博物馆被认为是高雅的、纯正的文化体验。教师们带着孩子参观博物馆,常常提出保持安静、不要喧闹、不要乱碰的要求。公众参观科技博物馆往往是被期待要怀着对科学崇拜、敬畏之情。到了20世纪初,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划时代的成就。量子力学、相对论的提出,原子能的发现使得科学作为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体现出来。与此同时,科学的高度职业化与建制化使得科学和科学家有必要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发声,为自身寻求社会支持。

科学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和矛盾百出,科学的客观性、优越性受到质疑和挑战,而公众被认为不再是科学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外行知识受到重视。科学与民主交织在一起,公众越来越强调对科学技术信息的知情权、对科学政务的参与权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珍藏自然标本、重要技术的科技博物馆地位岌岌可危,政府也对完全或大部分依赖财政投入的传统科技博物馆感到再无心投入,希望将它们抛向市场。与这种科学与社会关系新格局的趋势相对应,作为科学与社会交会场所的科学博物馆界也在寻找自我变革的途径。20世纪初科学博物馆开始从研究、知识生产转向更侧重于教育、知识传播功能,注重互动展教的科学技术中心开始萌芽。如果以往依靠模型和机器的展示型科学博物馆可概括为“非上手”。观众被鼓励去看、思考、听,偶尔或闻,但不鼓励去触碰展品。那么互动型展品则鼓励观众更直接的主动探索展品。德意志博物馆的创建者奥斯卡·冯·米勒首先有了建立互动型的科学博物馆的自觉。这种新型类型的科学博物馆,尊重观众的体验和主动参与,由以展品藏品为中心走向以观众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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